土地糾紛不斷在我國歷史中重演, 这一次,占碑农民和內地的少數民族(Suku Anak Dalam)在林业部办公室前的空地上露营表示抗議。一些农民甚至从占碑途步1000公里前往雅加达總統府示威。他们要求政府歸回屬於他們的土地,據稱他们的土地和森林,已經被開發种植棕櫚园,而被侵蚀與被占用。
土地冲突再次证明了民族農業專家Mochammad Tauhid的思想是對的,他說:“土地问题是人类生活和生计的问题,因为土地是人类食物的起源和来源。争取土地的斗争意味着争取食物的斗争,争取支持人类生命的斗争。 出于这个原因,農民为了维持生計不惜流血甚至於牺牲生命。“
原自荷蘭殖民时代就有了土地糾紛。“土地纠纷案件的发生是因为政府的土地條例不公平,”印度尼西亚大学历史研究项目讲师Mohammad Iskandar说。
1870年殖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Agrarisch Wet),该法赋予外国投资者权利 ,如现在的經營权,以開發种植農作物。
“土地成為衝突的根源,因為土地由荷蘭公司控制,土著人口被用作勞動力,”土地改革聯合會秘書長Idham Arsyad說。
因為土地租賃權的原則,用來驅逐人民的農業土地權利,若不能証明土地擁有者,則該土地被認為是屬於國家的財產,國家將管理權轉移到企業家手中。 “土著人民無法與買得起大量土地的富裕歐洲人競爭。”Iskandar說。
然後農民們開始鬥爭;經常以宗教狂熱人士為包裝。 其中包括Cikandi Udik事件(1845年),Bekasi案(1868年),Amat Ngisa案(1871年),Cilegon叛亂(1888年),Ciomas騷亂(1886年),Gedangan叛亂(1904年),Dermajaya起義(1907年),Banjar的Langen事件 ,Ciamis事件(1905),Cisarua和Koja事件,Plered事件(1913-1914),以及Rawa Lakbok事件,Ciamis事件(1930)。
當荷蘭人被日本征服時,荷蘭和外國擁有的許多大型農園被遺棄和棄置。 日本軍方鼓勵農民們種植香茅等戰爭物資,以便用來攻擊敵人。
“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允許和鼓勵下,農民們認為他們正在收回他們的土地,這些土地是通過荷蘭人採取的法律工程進行併吞的,”Gunawan Wiradi寫道,在“土地問題的來龍去脈”一書中寫道。 畢竟,農民繼續起義像1944年在Indramayu那樣,因為人民無法承受壓迫他們所面對的壓力。
印尼獨立後,人民繼續種植農作物。Ahmad Nashih Lutfi在“追踪土地思想史”中寫道:“印尼政府繼續容忍日本,允許人們佔領土地,一邊等待政府與國會制定國家土地法為保護傘。”
政府隨後通過了1946年第13號法令,廢除了免稅村莊,因為部分精英們控制了免稅村莊的大部分土地。 政府還頒布了1948年第13號法令,以接管日惹和蘇拉卡爾塔40家荷蘭糖業公司的所有土地。
不幸的是,圓桌會議(KMB)協議的結果推翻了土地改革政策。 承認印度尼西亞主權的條件之一是必須歸還和保證屬於荷蘭的資產。 煙草企業家協會的Deli Planters Vereniging希望根據KMB協議恢復其擁有權。 1953年,北蘇門答臘德利的貧困農民發起了一場戰鬥:21人被槍殺,其中6人在後來丹戎莫拉瓦(Tanjung Morawa)事件中喪生。
媒體和議會注意了這一事件。印尼農民聯盟(Sakti)與Sidik Kertapati提出了一項不信任動議,該動議得到了印尼國民黨的支持。 Wilopo 威洛波總理終於被迫下台,將任務交回給總統。
詩人Agam Wispi親眼目睹農民被拖拉機和槍支驅逐,因此他將農民的遭遇寫入詩中“農民的死亡”中。
佐科威總統為了解決農民對土地的需求,分發數百萬份土地証給農民,希望農民能夠好好的使用土地証,可以用來向銀行貸款,用作經營農場的資金,可以改善農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