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鄺耀章  
        
2018年11月22日鲜花花圈淹没了雅加达西區警察局。花圈上寫着支持警察的掃黑行動。其中有来自珍加連(Cengkareng)的公民,另外也有来自Glodok Petak Sembilan的商人寫道;我們期望:和平、没有暴力與犯罪的美好生活的信息。
在那前一天,2018年11月21日,雅加达西區警方 逮捕了大力士(Hercules Rosario Marshal),居民送了一束鲜花。 “大力士曾多次犯下暴力行為。民眾希望就此发挥威慑作用”雅加达西區警局长亨基·哈里亚迪(Hengki Haryadi)說。
花束中写的信息非常深刻。居民发自内心地渴望没有黑帮暴力干擾的和平生活。警察的任务之一即是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
安全和秩序似乎時有時無。在原是好朋友的John Kei和Nus之间发生暴力事件之后,他們的支持者再次施行暴力行動。兄弟姐妹之间在公共领域中與各自支持者之间的暴力行为再次破坏了居民的安全感。雅加达大都会警察于2020年6月22日逮捕了John Kei。
确实,这次警察局没有被花环淹没。尽管如此,应遵守警察總长伊达姆(Idham Azis)的承诺。他确保国家警察不会给人们感到担忧和恐惧的暴徒群体留出空间。警察總長伊达姆说:“关键是国家不能輸給暴徒。”
必须坚定地说,在发生诸如大力士(Hercules)或约翰·基(John Kei)等重大事件时,保安当局总是渴望击败暴徒。不幸的是,这种自信常常是短暂的。忽视的性质总是会重复出现,从而使暴徒获得跨越法律的舒适空间,再次恢復黑帮掌控的期。此外,大力士和约翰·基(John Kei)屡屡成为監獄人或經常进出监狱。
每个警察總長或地方警長都曾經承诺要铲除黑邦或暴徒。 例如,迪穆爾·普拉多普(Timur Pradopo)警長参加2010年國會的适当性测试时,在其10个优先计划中,将消除黑帮暴行作为头100天的工作计划。
同样,帝托·卡纳维安(Tito Karnavian)警長在2015年出任警察總长时,也曾經承诺要強硬對付黑帮。帝托当时说:“有証劇可以证明時,可以將案件提交法院處理,更具有威慑作用。”
雅加达西区警察于2018年一整年大規模的逮捕了暴徒。全年,雅加达西区警察逮捕了1,105名黑邦暴徒,赢得印度尼西亚世界纪录博物馆(Muri紀錄)。
在大城市里发生黑邦暴力行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也許社会大眾需要有提供支体安全的商業性服務,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用錢收買暴徒以便获得安全和平安的服务。这种现象已是眾所周知公開的秘密。消除黑邦暴力需要有持续性及自信心。
黑邦的暴力行動已引起市民的不满,因为他們將暴力行動合法化,並經常使用暴力手段。这也是受过教育的社会和原始社会的差別。
第一个解决方案将透過健康的心態來考虑、理性和冷靜的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一定会要求对话和辯论。至于第二種方案,面对暴力,若以打架或肢體沖突來解決問題, 肌肉的力量將胜过大脑。
将暴力问题留给警察處理是不明智的,因为专家會将贫困定义为暴力和犯罪的根源。就如公元121-180年罗马的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宣布,贫穷是万恶之源。
Benedicta Evienia Prabawanti和Susy YR Sanie Herman合寫的《成功建立社会企业家精神:概念,理论与实践》一书很好地分析了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引用了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警察的基于探索性数据的研究,发现贫困率与贫困等級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贫困率每增加一個點,社区犯罪率就会增加。 相反,如果贫困率降低,那么社会犯罪率也会降低。
新冠大流行疫情的肆虐改变了国家的面貌。除了预计的经济增长暴跌外,失业人数也会增加,贫困率预计也会增加。 因此不是没有可能,犯罪率、抢劫案等会迅速增长。
警察开始对首都的黑帮暴徒进行制图,并采取预期的措施,這对社会有好处,以防太晚知道反而措手不及,也不可放縱黑帮暴徒,讓他們擾亂國家與社会的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