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什么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问题现在得到了解答。其根源在于昂贵的投资成本,这是根据远远高于东盟国家平均水平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衡量的,它导致我们很难与其他国家竞争。
高级经济学家费萨尔(Faisal Basri)揭示了一些经济问题,包括是与下列问题有关的根源:为什么佐科威总统时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时代?在佐科威时代,经济增长率总在5%左右,而苏西洛时代的平均增长率超过6%。
7月26日,从费萨尔的网站引述其一篇题为《佐科威总统的经济成就令人失望(二)》的文章写道:“经过这么努力和辛勤的工作,经济增长率为什么反而比不上苏西洛总统时期?2015年到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5%,远远低于佐科威总统设定的7%的目标。”
费萨尔认为,佐科威总统时代的经济问题根源在于浪费的投资,这一点反映在近五年来的<a name="_Hlk46756955">高增量资本产出率</a>(ICOR)。ICOR是一个宏观经济参数,用以显示资本投资或资本与所获结果(产出)的比率。
费萨尔指出,从新秩序时代到苏西洛时代,我国ICOR的平均值是4.3。而在佐科威时代,却上升到6.5。除了创历史最高,也是东南亚最高的。相比之下,2018年菲律宾的ICOR仅为3.7,泰国4.5,马来西亚4.6,越南5.2。
费萨尔说,事实上佐科威时代的投资业绩并没有下降。因此,他不同意佐科威所谓投资表现不太给力,造成经济增长率只有5%左右的观点。他说其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优质投资。我国的投资主要以建筑形式为主,而机械设备方面的投资仅占10%左右。相反,在邻国,机械设备的份额高达我国的两三倍。
中央统计局(BPS)的数据显示,2019年固定资本形成(PMTB)总额的构成部分多以建筑物为主,占75.04%。其次是机械设备10.60%,车辆4.95%,其他设备1.67%,生物资源5.41%,知识产权产品2.32%。
2017年在中国的37家工厂搬迁时,没有一家迁往我国,原因即在于此。多达30家工厂被迁移到越南,其余的迁移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柬埔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恰出现相反的情况,我国的耐克鞋厂和索尼电子(Sony Electronics)厂反而迁往越南和马来西亚。
除了ICOR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人们购买力的低就业率问题。印尼企業家協會(Apindo)最近披露投资额持续上升,但就业率却在下降的这样一个事实。
印尼企業家協會执行董事<a name="_Hlk46760428">Danang</a> Girindrawardana前些时候在一次讨论会中透露,2013年流入我国的投资总值为398.3兆盾,吸收了180万名劳动力。也就是说,每1兆盾的投资能够吸收4954名工人。但接下来的几年却逐步下降,2018年的投资额达到721.3兆盾,但吸收的工人却只有96万零52人。也就是说,每1兆盾的投资只吸收1331名工人。
该数据证明,投资价值的增加并不保证吸收的劳动力会增加。Danang阐明:“这种情况可以称为红灯状态,非小心不可。增加的投资价值未必会增加劳动力的吸收。我们需要关注这种状况。”
上述事实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完善各种规则和政策,以便能够与其他国家竞争。ICOR受许多内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高利率、昂贵的土地、使企业负担加重的地方法规、低服务速度、有待提高的工人素质和技能,以及由于基础设施的支持薄弱导致的物流成本昂贵问题。
除了投资效率问题,我们还需要提醒,阻碍经济增长速度的大问题是人们购买力的下降。这个问题将永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不公开,甚至掩盖包括大量的失业人数、不平等持续扩大和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众多的事实。
因此,需要对增加人们收入产生广泛影响的投资政治,这项政策可以通过与中小型工业的联系以及优先吸收国内劳动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