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援助计划(bansos)已被证明有助于穷人的购买力,防止他们陷入更贫困的境地。政府已拨出了一大笔基金,今年还将继续救助,希望其效性会更加提高。
在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之前已经减少的贫困人群现在又增加了。这需要引起政府的关注,因为失业率也增加了,而且原来已属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口,受到疫情的影响后又陷入贫困。
政府似乎乐观地认为,人民目前的经济状况已在改善,特别是在支出方面,因为社会援助方案能有效防止人民购买力的下降。2月23日,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在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政府不实施社会援助,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贫困人口的增长率将达到11.8%。”
据中央统计局(BPS)的统计,2020年9月贫困人口为2755万人,比去年增加276万人。贫困率为10.19%,比2019年9月的9.22%提高了0.97%。
城市贫困人口比例从2019年9月的6.56%上升到7.88%。这是由于所有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减少。同时,截至2020年9月,以基尼比率衡量的我国人口支出不平等水平为0.385。比2019年9月0.380的基尼比率增加了0.005个点。
政府指出,社会援助计划帮助了30%最贫穷的人口。如果不加以重视,家庭消费可能进一步下降7%。政府希望目前仍在抑制购物欲望的中上层阶级家庭消费能再次提升。
社会事务部长德利·利斯玛(Tri Rismaharini)说,今年社会援助预算为50.7兆盾,包括1000万个家庭希望计划(PKH)的28.71兆盾,1880万个家庭接受基本食物计划的12兆盾,以及1000万家庭接受社会现金援助(BST)的12兆盾。她在不久前说:“整个社会救助计划覆盖我国34个省。”
印尼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机构(Indef)的经济学家Bhima Yudhistira Adhinegara认为:“贫困率的上升不仅仅是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援助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政策错误。为什么?因为流行病更加暴露了不平等现象。例如在卫生设施方面,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或极易陷入贫困者之间接受的医疗服务不平等,在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
他续称:“因此,当流行病发生时,贫困率就会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医疗卫生条件差,营养又不足。因此除了病毒大流行之外,还有许多产生影响的因素。”
他说,社会救助计划仍然存在许多制度上的漏洞。首先,明知生活必需品形式的救助容易滋生腐败,偏偏还要实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二,以现金形式向民众提供社会救助的过程太长,其中就发生在就业前卡上;第三,时间方面也不对,例如,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工资补贴和生产性资助,到2020年下半年才发放。事实上,早在2020年3月至4月,他们已受到疫情的冲击;
第四,他认为最致命的问题是疫情控制不当、混乱而且无效;第五,政府确实提供社会援助,但没能同时控制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例如大豆、豆腐、豆饼、小辣椒和牛肉等价格上涨。
惟听取民众的批评和意见,社会救助的有效性才会提高。我们希望政府能真正关注其占比逐渐加大的穷人以及那些极易陷入贫困的民众。如果他们的购买力能保持不至于变差,或许能让经济恢复得更好。
不过更重要的是,政府也要按照制定的目标和指标来维护和监督社会救助的分配。如果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国难财,就应毫不犹豫地将其控上法庭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