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TikTok(抖音海外版)平台首次亮相,24小时内连发四条短视频造势大选,一时间网民趋之若鹜,首日便获得逾600万浏览量。然而,就在1月31日,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还在美国国会遭受“反华议员”汤姆•科顿的不公正质询,大肆渲染恐慌情绪。短短十余日,美国政坛便上演了一出教科书式的双重标准戏码。
美国政客在社交媒体上与选民互动,影响民意引导舆论,这本非新鲜事。比如奥巴马就曾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造势,不仅获得了大量年轻选民线上与线下的支持,还借此募集到了约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占总额的七成以上。自此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表演”便成了美国大选中的保留节目。
如果说脸书(Facebook)是奥巴马时代的“舞台”,那么坐拥庞大用户群的TikTok则大有后来居上、快速赶超之势。根据统计,TikTok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已达1.7亿,并且深受年轻人喜欢。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8至29岁的人群中,约有三分之一在TikTok上获取新闻,达历史之最。可以说,TikTok已经成为强大的助选工具。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谁能够在TikTok上获得更高的曝光率、传播更多的正面新闻、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谁就能在舆论场上更占据优势。
按照这个逻辑,TikTok应成为美国政客的“座上宾”。但是,美国政府却对TikTok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后快。原因在于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企业,而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逐年升温,美国先入为主对TikTok进行有罪推定,大打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牌,污蔑TikTok与中国政府存在“不正当关联”。早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试图全面禁止TikTok,但一系列法院判决阻止了该禁令生效。2022年拜登也曾签署法案,禁止美国联邦政府近400万员工在其机构拥有的设备上使用TikTok,但出于执法、国家安全和安全研究目的等有限例外情况除外。此外,拜登政府还授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TikTok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国会“反华议员”甚至借听证会之机,对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麦卡锡式提问”,妄图混淆视听。可以说,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猎巫行动”。
美国对TikTok的态度一直是“爱恨交织”。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贸易战、科技战、认知战等对华混合遏制手段层出不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作为有中国背景的社交媒体公司,TikTok自然首当其冲。而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有效工具,TikTok的影响力又不可忽视。不仅美国政府公开拉拢TikTok网红,帮助其传播公共服务信息,两党也试图借此扩大影响力。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曾与TikTok的网红合作,推广他们的竞选信息。特别是TikTok的活跃用户大部分是民主党的潜在票仓,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事项”(Priorities USA)曾与网红达成交易,通过分享拜登的成功故事来鼓励投票,而这次拜登亲自上阵,更显示出民主党的重视程度。
不难发现,在美国政客心中,TikTok实际无好坏之分、善恶之别,自身的利益得失才是最终的判断标准。当涉及美国霸权利益,TikTok便被视为中国对美国的“认知操纵工具”,是对隐私保护、敏感数据与儿童安全的威胁,是阻碍美国护持其全球霸权的绊脚石。而一旦牵扯政客自身利益,TikTok便是“能够在安全敏感性和‘继续向全世界展示和描绘国家整体形象’中取得微妙平衡”的“言论自由保障制度”。
美国式的双重标准并不难理解,它始终服务于狭隘的个体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美国利益优先,在国内政治中体现为党派利益至上,而在党派内部则是极致的个人利己主义。美国所要担心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民主的滥用,是冒险和征服的性情,是对自身力量过度自骄,是一种年轻国家的冲动。现如今,在狭隘的利益诱使下,“年轻国家的冲动”愈发成为引发混乱、妨害公平、掩盖真相的破坏性力量。(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严展宇。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