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随着全球油价下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旗下Patra Niaga子公司再次对非补贴燃油价格进行调整。此次降价自周三（7月1日）起正式生效。
Patra Niaga企业传播副总裁凯蒂·安多拉表示，此次价格调整是根据现行机制进行的定期评估，参考了全球市场油价的动态、财政因素以及公众购买力和经济状况。
她表示：“如我们所知，非补贴燃油价格调整参考的是全球市场油价的动态，并遵循现行法规和机制。当然，此次调整措施已与政府进行了协调。”
本次调价适用于机动车燃料税为5%的地区。Pertamax Turbo价格从每升2万750盾下调7%，降至每升1万9300盾。
Pertamina Dex价格也不再是每升2万4800盾，而是下降15%，至每升2万1150盾。Dexlite价格同样下降14%，从每升2万3000盾降至1万9700盾。国内航班的航空燃油价格也调整至每升1万9190盾，较之前的每升2万2190盾下降了14%。
凯蒂强调，产品质量完全符合规格。因此，无论是从车辆性能还是燃油使用效率来看，公众都能获得最佳效益。
印尼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专家阿赫迈德·努尔·希达亚特认为，非补贴燃油价格下调值得肯定。他说：“在生活成本承压、购买力疲软、家庭经济负担持续加重的情况下，每一次能源价格下降都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还没有大到足以被称为能够充分刺激购买力的程度。”
阿赫迈德质问道，此次价格调整，谁能感受到最大益处，其对消费的影响又有多大。最重要的是，这次降价是否足以抵消中产阶层长期以来承受的经济压力。
他评价称，非补贴燃油价格下降表明价格调整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在能源治理中，当全球油价或价格构成要素为降价提供空间时，其好处本就应回馈给消费者。这一点也被认为至关重要，因为公众历来感觉承担涨价比享受降价来得更快。
然而，他提醒说，非补贴燃油降价并不能替代保护购买力的政策。这只是规模更为宏大的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小工具。
他补充说：“当今的中产阶层面临的不仅仅是燃油费用。他们还要承担房屋或车贷、子女中小学及大学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交通费、食品价格、租金、数字订阅费，以及税收和各类缴费的压力。他们中许多人并不属于贫困类别，因此得不到常规的社会救助，但也无力承受接踵而至的涨价冲击。”
此外，阿赫迈德认为，对宏观数据的解读也必须谨慎。印尼中央统计局记录显示，2026年一季度印尼经济同比增长5.61%，家庭消费是重要的增长来源之一。印尼央行也提到，由于社会流动性提高、开斋节假期和政府刺激计划等因素的推动，2026年一季度家庭消费同比增长5.52%。
问题在于，节日旺季的消费增长未必反映出购买力的普遍恢复。部分消费可能是由季节性需求、动用储蓄、消费信贷或无法推迟的支出所驱动。
他接着说：“表面上看起来不错的消费增长，可能掩盖着其下的压力，特别是当中产阶层开始推迟购买耐用品、减少娱乐、选择更便宜的产品或削减教育和医疗开支的时候。”
印尼中央统计局还记录了另一重压力，即2026年5月的通胀率同比达到3.08%。这一数字较2026年4月的2.42%有所上升。核心通胀则处于2.59%。
阿赫迈德说：“这个数字可能仍在目标区间内，但对家庭而言，通胀不仅仅是全国平均值。他们感受到的是食品、交通、教育及日常服务价格的上涨。”
另一方面，为维护印尼盾汇率和通胀稳定，印尼央行于2026年6月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75%。这一政策在宏观上固然重要，但其后果会传导至分期贷款、消费信贷和企业成本上。
更甚的是，此次降价的覆盖范围有限。Pertalite价格仍为每升1万盾，补贴柴油也仍为每升6800盾。在雅加达和爪哇等地区，RON 92的Pertamax价格也未变动，仍为每升1万6250盾。这意味着，阿赫迈德继续说道，使用最普遍燃油的绝大部分消费者并未直接感受到降价。
Pertamax Turbo是针对特定细分市场的产品。Dexlite和Pertamina Dex帮到了一部分非补贴柴油用户，但还不能代表大多数中下阶层的家庭。航空燃油价格下降，但也不意味着机票价格会自动随之下降。
因此，阿赫迈德认为，国家需要以效益传导守护者的姿态出现。如果航空燃油降价了，交通部和相关机构就需要确保成本的降低是否为降低票价、特定航线折扣或区域连通性激励创造了空间。
同样地，对于非补贴燃油价格，政府需要透明地解释定价公式、地方税费构成、分销利润及其评估机制。
除此之外，政府还需准备更直接且不浪费财政的额外刺激措施。他举例称，一些能够减轻民众负担的激励措施可成为选项，包括临时的公共交通折扣、针对用电量在一定限额内的中低收入家庭电费激励、扩大城市交通补贴，以及对弱势中产阶层教育和医疗费用的支持。
他说道：“许多家庭在统计上并不贫困，但当学费、大学费用、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上涨时，他们非常脆弱。”
为此，国会也必须更严肃地监督能源价格政策。监督工作不应只在价格上涨引发公众愤怒时才进行。
恰恰在价格下降之时，国会需要确保其效益惠及社会大众。政府也必须重新调整财政优先事项。
如果国家预算继续被用于那些不能直接提升生产力和购买力的大型项目，而中产阶层却被放任独自面对生活成本压力，那么财政政策的设计就丧失了其社会敏感性。（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