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间，东南亚已崛起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得益于约7.05亿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通过东盟经济共同体实现的区域一体化，以及来自各国的产业转移浪潮，该地区在2024年成功吸引了226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大多数东盟国家在吸引投资资本方面存在几乎相同的特征。从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挝到菲律宾，各国均依赖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其作为创造就业的引擎和吸引投资的谈判筹码。
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大多数东盟国家仍主要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来吸引投资？“低工资劳动力体制”并非意识形态概念，而是对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描述，即该模式始终将低劳动力成本视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在此体制下，衡量吸引投资成效的标准，更多在于国家能否以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非在于其提升生产率、创新能力或产业复杂度的成效。这种模式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菲律宾均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其工业化的支柱。
服装制造、家具生产、电子产品组装，以及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吸纳了数百万劳动力，同时也成为出口创汇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制造业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9.20%，越南为30%，柬埔寨则在27%至40%之间，这些行业均具有高劳动力投入的特征。
劳动力成本已成为争夺投资过程中的关键变量。数据显示，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平均每月最低工资介于135美元至355美元之间，远低于发达工业国家。
在印尼，最低工资标准在19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越南设定的区域最低工资范围为146美元至210美元；柬埔寨则将服装行业的最低工资定为每月210美元。随着工资上涨以及产业向高科技领域转型，导致中国生产成本上升，许多跨国公司已开始将其部分生产设施转移至东盟国家。
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低工资劳动力模式并非一种永久状态。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日本、70至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以及过去二十年间的中国，都是通过依赖相对低成本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起各自的工业基础。然而，这些国家均未将这一策略视为发展的最终目标。
中国提供了一个较近期的例证。自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增加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投入。结果，中国的研发支出已升至5510亿美元，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0%至2.80%。
对于大多数东盟国家而言，真正的挑战不仅在于提高最低工资，更在于转变经济竞争力的来源。归根结底，东盟未来的竞争力不是取决于谁能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取决于谁能最快建立起由知识、创新和技术驱动的经济体系。只要该地区国家仍然继续依赖劳动力成本竞争，它们就将陷入一场竞相降低标准/竞相逐底的恶性竞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