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时报记者 张 健 田雨汀 □本报实习记者 钟财芬
 
开栏的话：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真正的医生不仅具备高超的医术和深厚的医学知识，更要有诚信、真诚、无私、慈悲的医德。截至2021 年底，我国医师数量已达428.7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医生自踏上行医之路，便始终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丰富的经验、知难而上的精神，帮无数患者解除病痛、延续生命。为此，本报开设“对话良医”栏目，记录他们的故事，以及对“从医”和“治病”的思考与感悟。
医师节前夕，《 生命时报》独家专访了三位年过九旬的医生长者。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比如学生时代都考上了著名医学院，立志当个好大夫；青年时有长时间在基层甚至偏远地区行医的经历，深刻感知疾病带给人的痛苦；中年时远赴海外深造，学习先进诊疗技术；老年后仍坚守临床一线，一边以精湛的医技治病救人，一边用丰富的经验传帮带教。本报记者认真整理了对话内容，他们的从医初心、行医历程和治病感悟令人感动，给人启发，充满力量。
 
曹泽毅（90岁）：治愈病人是无上的快乐
曹泽毅，男，出生于四川江津，曾任华西医科大学校长、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航空总医院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等。曹泽毅教授在妇科肿瘤和妇科难杂症治疗方面有丰富经验，对宫颈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有很深造诣，在宫颈癌的手术治疗方面有重大改良和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妇产界的领军人物。
曹泽毅教授说：
从医七十载，年至九十，我这一生担任过很多角色，华西医科大学校长、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等，在不同场合见到我的人，可能会叫我曹校长、曹部长、曹会长，但我最看重也最爱听的，始终是“曹大夫”这个称呼。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整个国家相对困难，那时候基层农村妇女很多还遭受着子宫脱垂、生产困难等问题困扰，常见的妇科病往往无法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四川当住院医师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男大夫做妇科检查不方便，病人也非常不习惯。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门诊几乎没有病人，很多病人挂了号，推门一看是个男大夫就走了。一年后我调到病房，病人无法避开我，我就有了机会去关心、照顾她们。我勤快地为她们提供医疗指导，让她们更了解自己的病情也更了解我，慢慢的，我再也不用担心“没病人”这个问题了。
后来，我救治过的女性患者不计其数，几十年从医听起来漫长，但仍觉得自己真正为病人起重要作用的时间太短，为患者、为妇产科事业做的还不够多。妇女在一个家庭中往往担任非常重要的角）既是母亲又是妻子，如果一名女性因为疾病失去健康或者不幸去世，背后的家庭很可能就此破碎。从国家层面来讲，女性还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女性健康得到保证，家庭才能稳定，家庭稳定了，我们的国家才能稳定、健康、顺利地发展。所以说，女性健康事业必须得到充分重视。
我希望，只要身体允许，就可以把自己的事业一直做下去。吴孟超教授97 岁还上台为患者做肿瘤摘除手术，我很佩服他。目前我依然可以做妇科大手术，希望这个状态能维持到95岁以上，争取只要能做就绝不停下。
作为一名老者，我经历了不同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多觉得苦的时候，有很多觉得无法克服的困难，但现在看来，那些磨砺反而启发、激励着我在后期不断去思考探索、去面对和战胜挫折。现在的年轻医生、年轻人，也应把遇到的困难变成锻炼自己的机会，变“不利”为“有利”，训练自己去想办法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让困难成为助推我们前进发展的动力。
医生这份职业艰辛但有意义。中国的医生应该是全世界最辛苦、付出最多但回报最少的，也许存在少数不负责任的医生，但他们不能代表多数。绝大部分医生对我们国家、对人民的健康、对医学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希望当下的医生及后来者们能不断保持这种精神，去做广大人民健康的守护者，让人民健康、快乐，这样也能让我们的国家顺遂发展、稳定富强。
我在从医生涯中一直有种特殊体会，每次一看见病人痛苦、需要帮助，就自然而然生出一种同情，非常希望帮助病人解除痛苦、恢复健康。一旦我把病人治好了，看见他们恢复了，那种油然而生的高兴和快乐，是什么都无法比拟的。治愈病人带来的成就感、幸福感，同时也治愈着我，是我最喜欢、最需要，也最为之感到荣耀的。
“既然你这辈子选择当医生，第一就不要想着赚快钱大钱，第二必须一辈子服务病人，以病人的快乐为最大的快乐，以病人的痛苦为最大的痛苦，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这是父亲在我从医之初对我的教诲。每个人都会有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希望等我离开之后，有人说起曹泽毅的时候，会说他第一是个好大夫，第二是个好朋友，第三是个好老师，这样我就满足了。
 
夏恩兰（91岁）：好医生会对病人终身负责
夏恩兰，女，出生于河北滦南，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宫腔镜中心主任、国际宫腔镜培训中心亚洲分中心主任等。夏恩兰教授是中国宫腔镜诊治医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被誉为“世界宫腔镜之父”，全球享此殊荣者仅4人。她于1990年第一次完成国内首例宫腔镜子宫内膜切除术，1993年参与创建了国内第一家宫腔镜诊治中心，让宫腔镜技术普及全国各地，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宫腔镜人”。
夏恩兰教授说：
小时候，经历旧社会的父亲就告诉我，女孩子学医能救死扶伤，家里的三个女孩子都要学医，最后他要办一个夏氏三姐妹的医院。因为父亲的期许，我们三姐妹在高考时都选择了医学，姐姐学的是内科，我和妹妹选择了妇产科。选择妇产科，是出于国家需要。当时国家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政府出台政策要求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西北医学院也因此新建了妇产科专业。
走上医学这条路，我是越做越喜欢，越来越热爱“医生”这个职业。有兴趣就有热爱，有热爱就能无限地发挥能量。本该60岁退休的我能工作至今，十分庆幸，因为我度过了两个人的工作学习时间。
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引进了不少国外的书籍和技术。我当时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全球第一篇报道宫腔镜手术治疗异常子宫出血的文献，16例使用宫腔镜手术的患者中，有15例都成功了。我感到很兴奋，我坚定地认为，中国也有条件开展和尝试这种技术。
1990 年，我在做中国第一例宫腔镜子宫内膜切除术的时候，已经快60岁了；1993年参与创建北京市宫腔镜诊治中心时，我61岁。到如今，宫腔镜已推广33年，学生也已经“四世同堂”了，救治过的病人数以万计。宫腔镜的适应证也从最初的子宫内膜切除，逐渐扩展到子宫内膜息肉、子宫肌瘤、子宫异常增生、子宫内膜炎等。很多患者受益于宫腔镜的诊治，不仅解决了异常出血的问题，还生育了健康的孩子，圆了做母亲的梦，即使是子宫畸形的病人也有机会生育出健康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
希望我们大家努力，继续培养宫腔镜技术和人才，提升所有操作的质量，让基层、乡镇医院都能做高水平的宫腔镜手术。我终生奉承的一个原则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收获都教给学生。我脑子里没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教会学生，我才可以腾出时间去研究别的，妇产科还有很多未知领域，比如宫腔黏连，始终困扰很多人。我也希望所有的医生能把自己的收获都教给学生，让学生传承创新。
什么样的医生是好医生呢？我也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病人把生命和健康都交给了医生，医生一定要对患者的生命健康负责。医生承担了这么重要的责任，就必须为病人很好地服务。好医生，首先是当病人需要的时候，医生能够马上到病人身边。病人向医生咨询时，一定要认真答复。不在病人身边就开口头医嘱是做医生的禁忌，医生必须看到病人是什么情况，才能决定该用什么药。我坚持的是，不管医生的职位有多高、学术成就多么厉害，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行医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拒绝病人的任何需求。因为我知道，病人来看病就是有需求的，又不是看文艺节目。
其次，对病人终身负责。一个医生一生所学的知识只是医学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对于不能解释的疾病，医生一定要不断学习，请教他人。医学治疗的目的是让出血的病人不出血、不能生育的病人生出一个好的孩子，这就需要医生对病人终身、长期地随访，让他们得到预期的效果，不能说今天切除了子宫内膜，就不管病人会不会复发、有没有其他疾病等问题了。
当初我选择妇产科是听从国家召唤，现在既然还在临床一线，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病人来趟医院不容易，我常和我的学生说：“ 医生一定要好言好语和病人沟通，耐心听他们的倾诉，帮他们想办法解决病痛。”
 
孙占祺（92岁）：医疗就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孙占祺，男，出生于河北新河，退休前曾担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一生致力于肝脏、胆道、胰腺、胃肠道肿瘤的研究以及一般外科疑难病症的诊断和治疗，成果斐然。在20世纪80年代，孙占祺教授率先在国内执行肝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手术，并出版手术录像带，推广这一技术，被誉为推广肝门胆管癌外科治疗的先锋。
孙占祺教授说：
少年时期，我读过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影响了我的一生。书中有段文字是保尔·柯察金讲的一个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幼年时期，我经历过战乱，少年的我怀揣着满腔报国热情，立志向保尔·柯察金学习，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强烈的憧憬，决心要奋勇当先、有求必应、救死扶伤，全心全意投入到医学中，为自己心爱的事业贡献一生。
年轻时，为了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我参加过大西北医疗队，给地方上的老百姓巡回诊疗，到基层医院做过医疗支援。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医疗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农村。如今，我们还能通过走进基层，让病人不出省就得到较高水平的诊疗，甚至在当地就能治好，这是一件相当有成就感的事。
医学的作用是帮病人渡过危难，让生命得到延续，而外科是最手到病除、立竿见影的学科。这也是为什么20 世纪80年代，我选择了当时被称为“天字第一号”难攻克的肝门胆管癌作为专业方向。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西医要向世界水平看齐，我们甚至应该有能力、有志气超过国际水平。
医生要敢于知难而上，深入钻研疑难问题，努力提高诊疗水平。一位好医生，不仅是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更应该是把病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把病人当亲人的大夫。有一位我的同龄人一直是我心中的好医生，他叫华益慰。
他出身医学世家，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批8年制医学生。从医的56年中，他一直在普通外科从事临床工作，救治了上万名患者，手术没有一例事故和差错，大家都叫他“华一刀”。 他永远为患者考虑，会将听诊器焐热再放在病人的胸口，一辈子没收过一个红包，从来不为患者开大处方、名贵药，休息时间，还会在家中挤出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为患者义诊。1998年退休后，华益慰被返聘回临床一线，每年仍完成一百多例手术，在73岁时，他忍着胃癌病痛成功救治一位甲状腺瘤患者后，累倒在了手术台前。
医生能做到100%为病人解决困难，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如果要我给自己的行医生涯打个分，我觉得达不到100分，因为按心目中理想医生的标准来看，我还有一定差距。一个人很难做到对医学各个领域的知识都深刻了解，总有更多未知等待学习发掘，我一直在努力、在路上。
现在很多年轻医生都觉得从医压力大，工作和生活非常忙碌。其实，这样的压力会常常存在，需要学会自我缓解。我当年最喜欢做的就是思考哪些治疗方法能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怎样才能将好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就像我现在还经常打水中太极，保证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我会主动要求自己做到这些目标，这叫作“自我栽培”。
回首过去，我认为自己也算走过了心目中“奋斗的一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没有白吃饭，为人民多少做了一些事情！”一路走来，我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是退休的年龄太早了，所以退休后，我又同意了返聘，继续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诚实努力、踏实工作、能为病人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