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与土地火灾再次肆虐。在2026年的前七个月中，约20万公顷土地遭烈火焚烧，而烟霾迫使12,874所学校约143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随着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飙升至1000点以上，这些火灾显然已不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是演变成一场波及公共卫生、教育和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成为对国家权威的一次考验。
环境部已采取行动查封了25家涉事企业，这一举措值得称赞。此举表明，政府已开始将这些火灾视为涉嫌犯罪的行为并予以追责，而不仅仅将其视为自然灾害。
然而，查封数十家特许经营企业也引发了一个同样关键的问题：如果与火灾有关联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国家的监管体系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
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此。长期以来，印尼应对森林与土地火灾的方式几乎已成一种程式化的惯例：火灾爆发，政府部署消防力量、实施人工降雨、利用卫星监测热点、查封涉事企业，公众则静候雨季到来。一旦烟霾消散，公众的压力便随之减退。而到了来年，同样的循环又可能重演。
国家似乎过于专注于扑灭明火，却未能有效铲除火灾背后可能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同一地区，特别是特许经营区域内反复发生火灾，执法行动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追查“谁点燃了火柴”这一层面。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谁从土地用途变更中获利？谁为这些区域的活动提供资金？谁是真正的受益所有者？为何在缺乏充分预防措施的情况下火灾频发？
因此，环境部目前优先采取的策略，即追查资金流向、追查涉事企业、追查受益所有者，以及追查幕后主使应当成为一个转折点。
环境犯罪并非总是一个手持火柴的单独作案者所为。这其中可能涉及更为复杂的经济结构：现场作业人员、中间商、企业、融资网络，甚至是那些从未踏足火灾现场却坐享其成的资本所有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可能至关重要。然而，政府绝不能将国际合作仅仅变成空谈口号的平台。
在着眼于全球网络之前，国家必须先解决国内问题：持有特许经营权企业的实际受益所有人身份是否真正透明？所有企业是否都履行了防火义务？为何任由火点蔓延成大规模火灾后才进行干预？
执法行动必须在森林起火前展开，而不是在浓烟蔽日之后。更重要的是，制裁措施不能止步于查封涉事企业。查封只是第一步，而非终局。违规企业必须承担真正具有威慑力的后果：巨额罚款、生态修复义务、损害赔偿诉讼、暂停或吊销许可证，甚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否则，违法成本很可能仍低于合规成本。
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正是这一治理失败最切实的证明。当143万名学生因空气污染而失去正常上学的机会时，这种损失无法仅用金钱来衡量。学生们呼吸着污浊空气，错失了学习机会，而贫困家庭则承受着更沉重的健康负担。
这是一种生态不公。那些获取经济利益的人，未必是吸入最多烟雾的人。相反，居住在火灾多发区附近的社区，尽管从中获益最少，却往往首当其冲地承担着风险。
政府目前倡导的《环境忏悔》理念传递了积极的道德信号。然而，仅仅依靠悔意和形式上的协议，无法弥补环境破坏造成的后果。生态忏悔必须体现在行为改变、土地修复、数据透明，以及法律问责等实际行动中。
森林火灾应当成为一道明确的分界线，区分仅在灾难发生后被动应对的国家与有勇气面对问题根源的国家。政府的成败，不应以森林大火燃起后查封了多少家企业来衡量。
真正的衡量标准在于：在下一个旱季，火灾数量是否会大幅下降；幕后主使是否会真正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及民众是否终于能够摆脱雾霾威胁的阴影，顺畅呼吸。
印尼绝不能继续陷入火灾与遗忘的恶性循环中。森林不会自发着火，如今笼罩着数百万人的烟雾，实际上折射出治理体系的脆弱、预防措施的缺失，以及法律未能充分触及那些最有权势的人追究其责任的现实。是时候让国家证明，法律的作用不应仅仅局限于扑灭火灾，更必须追究那些从火灾痕迹中牟利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