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印尼政府正通过住房与定居区部筹备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建设十座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新城市。这些新城市将分布在多个省份，包括东爪哇、中爪哇、西爪哇、雅加达周边地区、苏拉威西，以及加里曼丹。
住房与定居区部部长马鲁阿拉尔·西拉伊特透露，政府已初步掌握一些被认为具有开发潜力的新定居区选址数据。
新城市开发远不止是一个区域发展项目。这项政策折射出国家看待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正是在此背景下，政府建设十座新城的计划值得赞赏。更何况，正如普拉博沃总统在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上所言，这些新城的设计理念是与工业园区相整合、相连通的。
兴建新城的构想，在印尼发展史上其实并非新鲜事。自独立之初，政府就把城市建设作为打造新经济增长中心的工具。历史上，卡巴约兰新区（Kebayoran Baru）的建设，就是国家在塑造后殖民时期印尼城市面貌的一项举措。
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延续，表现为将巴淡岛（Batam）打造成战略性工业与贸易区。当时，国家不仅以监管者身份出现，更是工业化和催生新增长中心的引擎。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自由化潮流涌动，发展的钟摆开始转向。BSD新城（Bumi Serpong Damai）的诞生，标志着由私营部门发起的新城正式出现。而茂物—雅加达—丹格朗高速公路以及雅加达—孔雀港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雅加达周边郊区的扩张。
此后，新城开发迅速增长。直至今日，仅在大雅加达都会区（Jabodetabek）一带，就至少有数十个大型开发项目。
但是，在国家打通基础交通脉络后，开发模式更多地倒向了市场驱动型经济。私营部门承担了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及配套的融资。结果是，区域开发高昂的资金需求，也直接影响了新城里住房的价格结构。
其实，政府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尝试通过建设马贾亲情城（Kota Kekerabatan Maja），重返公共主导的城市开发路径。然而，该区域的建设多年来举步维艰，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政策缺乏连续性，以及不同政权时期开发重心的摇摆。
当政府再次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时，新城开发也重获机遇。在《2015—2019年国家中期发展计划》中，政府重启了十座公共新城的建设，即坤甸、巴东、巨港、丹戎塞洛、万鸦老、查亚普拉、索龙、望加锡、班贾尔巴鲁和马贾。这些新城被定位为疏解城市化压力的载体，同时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
的确，建设新城的需求已愈发无法回避。印尼的城市化率年复一年地攀升。多家机构的预测显示，到2045年，超过七成的印尼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这意味着，若不建设新的增长中心，现有大都市将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
进入《2020—2024年国家中期发展计划》，政府定下目标，让马贾、索菲菲、丹戎塞洛和索龙等公共新城初步运转起来。
 
推动IKN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
同一时期，印尼也迎来了东加里曼丹努山达拉首都（IKN）这一巨型项目的开工。IKN已成为国家作为大规模区域发展主要行动者强势回归的重要标志。
从发展视角看，IKN不只是迁都那么简单。它代表着国家主导全国发展的能力增强。国家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共资金的管理者，更充当着新城经济开发的主体。
IKN只有依靠不间断的日常活动才能活起来。如果这一点不能尽快实现，IKN将面临沦为一座徒有宏伟建筑的死城之险。
如今，政府再次提出建设十座新城。虽然尚未完全详尽地载入国家发展规划文件，但从各种消息来看，此轮新城建设预计将立足于盘活国有资产、利用闲置地，以及开发使用权和建筑权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土地。也就是说，国家开始将土地控制手段，当作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本。
这一次的新城开发思路，还出现在国家经济角色再度增强的背景下，带有向“发展型国家”迈进的趋势。这表现为国家充当发展的主要规划者，但依然向市场和私营部门敞开参与空间，一如中国和新加坡所践行的模式。
城市建设模式的变迁，其实正是印尼自身经济范式演变的缩影。印尼曾处于国家大力驱动的发展阶段，后来转向较为自由和市场导向的阶段。
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国家主导的发展，即使有庞大的法规和公共资金支撑，也未必等同于法律确定性和可持续性。反之，完全交由市场主导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带来可负担的住房或发展的加速。
因此，当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印尼正站在强化国家角色与维护市场信心的十字路口。然而，借鉴主要来自东亚的历史经验，在这个十字路口，印尼需要的并非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而是在发展中采取包容与务实的态度。
国家的作用必须保持强大，以守住方向和国家利益，但同时，市场和私营部门也必须获得生长和发展的空间。两者要同样强壮，才能一道建设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创造就业，保障居住权，并开辟通向1945年宪法所憧憬的国家繁荣之路。（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