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经济改革中心(CORE)经济学家Yusuf Rendy Manilet认为，实施B50生物柴油强制政策需要考虑到因棕榈油(CPO)出口减少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对B50政策的评估需要更加全面，应将除节省柴油进口之外的其他因素纳入考量，以确保该计划的经济效益得到准确衡量。
此前，政府预计2026年实施B50政策可通过减少柴油进口节省约157.28万亿盾的外汇。
另一方面，由棕榈油种植园基金管理机构(BPDPKS)管理的生物柴油激励需求预计将达到约32万亿盾。
基于上述计算，该计划的经济收益被认为高于直接支出成本。
然而，他认为，这一计算尚未完全反映整体经济成本。
他认为，节省的进口成本应与因部分CPO产量从出口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以满足生物柴油需求而可能导致的外汇收入减少一并计算。
此外，B50计划的财政成效被认为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影响，尤其是CPO与石化柴油之间的价差。
他说，当国际油价较高而CPO价格相对较低时，生物柴油更具竞争力，补贴需求也随之下降。
相反，CPO价格上涨或油价下跌可能推高该计划的成本。
因此，他建议政府防范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财政风险。
从融资方面来看，B50计划确实通过BPDPKS提供资金，因此并不直接增加国家预算(APBN)负担。但他提醒，BPDPKS的资金来源是棕榈油出口税。
这意味着，国内CPO使用量的增加可能会减少出口量，从而削弱该基金的收入来源。
“B50的长期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补贴规模，还取决于预算分配的质量。若大部分资金持续用于支撑生物柴油消费，而对小农棕榈油生产力提升的投资仍有限，那么长期经济效益可能无法达到最优。”(lcm)